回顾59岁守矿人留在深山：矿友接连离去他靠喝酒壮胆月薪3000

　　每当夜幕降临，还能听见若隐若现的铃铛声，不禁让人“毛骨悚然”......

　　只不过在1991年时，因资源枯竭矿区被废为了遗址，职场工人包括家属近2万人逐渐离开了此地......

　　因为不了解外面的世界、难以谋生，最终他选择了留在大山深处，成为两个仅剩的“守矿人”之一。

　　然而废弃矿区里的生活，早已超出了他的预料，在他身上所发生的故事，也仅仅是当代工人中的一个缩影罢了......

　　从贵州丹寨县城往东南，顺着窄窄的石子路，经过半小时的车程，看见前方两根耸立的老烟囱和一片苏式建筑，就到了汞矿遗址。

　　丹寨矿区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，南北长36公里、东西宽5公里，占地面积约180平方公里，总共有上百个矿洞。

　　办公室的走廊格外潮湿和昏暗，不时散发出浓烈的腐木味，59岁的杨世贵端着前天的剩饭，蹲在墙角处敲打着铁盆。

　　去年杨世贵买了两只鹅，一只在夏天得瘟疫死了，剩下的这只成了他在矿区里少有的伙伴。

　　其实以前这里特别繁华，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人员和工人，最多时达到了2万人。

　　到了夜晚，每隔50米就有双排路灯，800人的剧院，只要有电影和表演每场都会坐满人。

　　不过到了90年代中后期，下岗职工问题开始突显，有些工人被迫下岗，有些分流到了别处，还有些像杨世贵一样守在了“老地方”。

　　杨世贵生于矿区、长于矿区也老于矿区，他常说：“我就像那逐渐残破的厂房一样，会跟着时间慢慢消逝在这里”。

　　杨世贵是1987年进厂的，当时23岁，算下来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36年了。

　　他的父亲曾是汞矿里的一名爆破工人，天天都会走几千个台阶到井下打眼泡、放炸药。

　　而这里80%的工人都是像他一样的矿二代，很多人是靠着父母的关系，才得以进矿区工作的。

　　据杨世贵所说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汞矿收入最好的时期，他没赶上当时，22岁考试时，已经是矿里组织的最后一批。

　　后来他被分到了锅炉冶炼车间做锅炉工，不断往炉子里添加燃料，让温度保持在450-800℃，就这样在蒸笼一样的车间里工作8小时。

　　紧接着，全矿的生产都停了，很多工人都被迫下岗了，杨世贵的车间靠着从外面进来的原材料勉强维生着，收入比之前少了一大半。

　　杨世贵的父母退休后在汞矿附近开了一家小卖铺，母亲把它交给了儿媳妇经营，每月有不到300元的收入。

　　然而这份感情刘阿莲和她的家人并不看好，汞矿也在这个深山里失去了往日的神采。

　　很多矿二代离开了这里，他们散落在全国各地谋生，大部分都在广东深圳、中山、珠海落户，也有少部分留在了长三角，总之都比汞矿工人挣得多。

　　有天晚上他在车间工作到很晚，回家后想让妻子买些肉回来做，妻子没有动，只告诉他没有钱了。

　　“昨天我刚给了你钱”，见妻子没说话，杨世贵也没再说下去，他从不跟她吵架，但也感觉得出这份感情在慢慢变淡。

　　没过多久，汞矿开始做“人员分流”，大部分人会被分配到贵州省的其他矿区工作。

　　杨世贵说：“当时我特别想要这次机会，说不定我出去了妻子和她家人才能看得起我”。

　　然而结果并没有如他所愿，人员分流名单下发到车间时，他反复看了好几遍也没寻找自我的名字，他去办公室问，才得知一家只有一个分流名额。

　　她留下一张纸条，上面仅仅写了6个字：“我出去打工了”，当时没有电话，她走后也从未给家里写过信。

　　第一次是1996年，他的父亲去世；第二次是1997年，妻子回来看孩子；第三次是1998年，妻子提出了离婚。

　　见刘阿莲态度坚决，他只好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下了名字，从那之后家里就剩下了他和儿子。

　　此后的3个月里，汞矿的分流人员也逐渐搬离了矿区，很多工友离开前都去车间给杨世贵打了招呼。

　　后来矿区里剩下的人也都搬去了县城，喧嚣了半个世纪的丹寨汞矿，终于在1998年陷入了沉寂......

　　此后，私人公司开始兴起，高炉冶炼车间承包给了私人，但承包条件为：“必须用矿区的老工人”，于是汞矿保留了杨世贵的工作关系。

　　9月份，他终于像其他工友那样走出了大山，去贵州的一家矿区当工人，一天工资60，但因为他操作失误弄坏了机器，干了两个月就被辞退了。

　　守矿工作就像“隐居修行”，时间自由，任务不重，每天做好“防火防盗”就可以，但无尽的孤独感可能随时会让人“窒息”。

　　他所住的地方是办公室改建的，30㎡的住处既阴暗又潮湿，老式办公桌上摆着一台旧电视机，成了他消磨时间的唯一工具。

　　其实他也曾主动给矿友打过电话，接听电话的是矿友的女儿，至今杨世贵还记得，女孩颤巍巍的回应道：

　　到了这个年纪，经历了这些事情，他再也不敢随便给矿友打电话了，生怕在汞矿车间的那次告别，成为他们的永别。

　　2020年年初，他的工资涨到了3000元，除了回家看看老母亲，他从未想过离开这里。

　　除夕节刚过，他花100块钱托人买来了一只小狗，为了让生活多一些响声，他给它系上了铃铛，小狗一跑，就叮叮当当响。

　　他的床边放着一辆摩托车，那是杨世贵最值钱的家当，是儿子买来让他骑着巡逻的，但他除了骑着回家，平日里根本不舍得碰。

　　儿子2017年时本科毕业，在县城一所初中学校里当数学老师，工作两年后又考上了研究生，杨世贵打算把这些年在汞矿里赚得钱全都给儿子买房。

　　“以前我忙于工作很少管他，他是跟着奶奶长大的，也算是给孩子的一些补偿”。

　　后来他听说儿子想去深圳发展，他半辈子都在深山里，深知还是在外面见识多，他舍不得儿子，但也不好劝他回丹寨。

　　前不久，有从深圳自驾旅行的一家三口经过这里，杨世贵聊起来才知道，原来在深圳买房光首付就需要上百万。

　　杨世贵总觉得和儿子不太亲密，他不太会表达，儿子也是，有时打电话说不上两句就聊不下去了。

　　“我明白我们都很在意彼此，只是他习惯了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，我习惯了孤独无边的深山矿区”。

　　杨世贵依然过着精打细算的生活，他在办公楼后面建了一片菜区，还在废弃的水槽里养了几条鱼，闲来无事就去邻寨逛逛，去熟人家讨点酒喝。

　　可是在5年前，他查出了高血压，喝点酒就会头疼，有时视线还会变得模糊，他索性戒了酒：

　　“如果分流名单上有我的名字，刘阿莲会不会留下来？如果我没选择当矿二代，我会不会也在灯红酒绿的城市里？”

　　“开发后这里就不冷清了，我也不会再孤单了，可汞矿没了我得想想该去哪了，人老了就与社会脱节喽”！

　　2019年春节，儿子带着他去丹寨县城的电影院，他无意间看到了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，但他没有看成，因为儿子想看《流浪地球》。

　　职工下岗是改革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，没这个过程，国有企业就没办法摆脱困难，更无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。

　　虽然分流会给部分职工带来暂时的困难，但从根本上来说，这是前进中的问题，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。

　　而像杨世贵一样，为国家政策作出“牺牲”，又默默守在“老地方”的工人，又何尝不是为国家守住一方回忆的净土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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